说两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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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参加了一项名为“体验之旅”的国际旅游活动。该活动汇集了来自四十五个国家的六千名犹太青少年和一千名犹太成年人,我们沿着当年的死亡之路,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一路走到附近的比尔克瑙。之后,我们这一群人继续在波兰旅行,参访在特列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以及犹太人感兴趣的其他地方。旅行的最后一站是以色列,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大屠杀纪念日和独立日。
在这趟旅行开始前三个月,组织者向每个人发了一张身份卡,嘱咐我们随身携带,不许弄丢,因为这些卡片十分重要,旅行期间将会派上用场。
发到我手里的是一张编号为“07175”的身份卡复印件。该身份卡由纳粹德国在1941年9月22日签发给一位名叫约瑟夫·鲍的犹太人,上面注明的出生地点是波兰的克拉科夫,日期是1920年6月18日———恰好是我父亲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出生一年零五天以后。约瑟夫上的是希伯来语中学,参加过童子军,在普拉佐劳动集中营当制图员。
我还得知,在普拉佐时,约瑟夫爱上了一位名叫丽贝卡·塔嫩鲍姆的姑娘,后者也是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他们相遇在一个阴沉沉的秋日早晨,当时约瑟夫站在室外,背着一个笨拙的制图架,他瘦弱的身材看起来不堪重负。丽贝卡走过去问他,可不可以帮他一把。
“不,”他回答,“我只是在等待阳光。”随后,他又说:“为什么你不能成为我生命里神奇的阳光呢?”
于是,他们相爱了。
然而,当德国人在男女营区间架起通电栅栏之后,他们最终还是被分开了。但约瑟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在仓库里找到了一名女囚犯死后留下的衣服。在每次点名之后,他就到厕所里换上一件长衫,用一个女帽把头发遮住,出来后再混入女队,与一万三千多名女囚犯一起步入营区。在那间57号牢房里,他陪伴在丽贝卡左右,度过了许多难熬之夜。
在二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约瑟夫与丽贝卡举行了婚礼。由于当时没有神父,婚礼就由约瑟夫的母亲来主持。他们的结婚戒指是在集中营的工厂车间打制的,所用的材料是约瑟夫母亲先前藏在椽木下的一个银勺。
婚礼结束10分钟后,约瑟夫不想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连累难友,于是匆匆吻别新婚妻子,离开了女牢房。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时,感到自己很难把约瑟夫和他年轻的新娘与我所踏足的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难以将这一对活生生的人置于这可怕的场所。在波兰旅行期间,我一直在想:他俩是在什么时候丧生的,临死之前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是在什么地方被纳粹灭绝的?是在奥斯威辛,还是其他地方?是比尔克瑙,马伊达内克,还是特列布林卡?当时有那么多的受害者,那么多的苦难!
在我们抵达以色列的头一个晚上,组织者让每个人拿出随身携带的身份卡。我们还被要求把各自手里的身份卡的主人想像成现实中的人:当战争打断约瑟夫·鲍的生活时,他有多大?他当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与我自己的生活比起来怎样?如果他还活着,他现在会在哪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不久,我们到了海法附近的阿特利特。那是战后由英国人管理的集中营,部分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曾在此短暂逗留。我们被迎入一个小型会堂,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一批新来的客人。他们就是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带在身上的身份卡的主人。
我站在那里,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约瑟夫和他的新娘丽贝卡就站立在我的正前方。他们没有葬身于奥斯威辛的焚尸炉,他们没有在马伊达内克变成骨灰,而我曾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们。我的眼泪霎时滚落了下来。
我缓缓地走近约瑟夫和丽贝卡,与他俩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两个女儿。约瑟夫在经历了奥斯威辛的非人折磨后,最终还是活了下来;而丽贝卡则曾经是“辛德勒名单”中的一员,这份幸运的名单救了她一命。战后他俩重新团聚,一起生活在以色列。
他们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希伯来语,但这无关紧要。对我来说,此时此地,所有的言语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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