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暂的世界冠军梦

作者: 慢一点　发布: 2013-10-1　分类: 人生感悟　阅读: 次　查看评论

曾经有那么一刻，仅仅几秒钟的时间，我立志要成为一名世界冠军。

那时我是上海市吴淞区（后并入宝山区，位于上海东北角的城乡结合部）少体校的一名中长跑运动员，专攻800米和1500米。

这段半职业的体校生活总共持续了四年时间，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毕业。高中虽仍在校田径队，但训练的质和量已不可同日而语。直到进入大学，彻底地和专业训练绝缘。

我偶尔会和人谈起这段20多年前的经历，但大多数时候，它尘封在心底。四年前，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举国体制广受质疑和诟病（今天依然如此）。这让我回忆起我曾作为金字塔最基层最底端一员的往事。我不知道其他那些垫底同行后来的命运，就我个人而言，我庆幸后来无须在职业竞技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那段经历也并非全然是苦涩。

进体校实在是偶然之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在一次体育课上的400米测试中跑了第一名。我并不知道区少体校的一名长跑组教练正好在那天到学校来挑人。我被他挑中了。生活就这样不经意地被改变了。

得知这一消息，我激动了好几天。倒不是我胸怀大志，怀抱“为祖国效劳”拿世界冠军的崇高理想，虽然我那时深受党的爱国主义教育，而是我生活在自闭、孤僻的世界里。那是1985年。在周而复始的单调与迷茫中，这一消息让我怀着一种新生活到来的憧憬和兴奋。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运动员——我小时候对体育并无特别的爱好。我的父母也没有——他们在培养我课外兴趣爱好方面完全“无为”。但他们也没有反对我去训练，虽然担心训练会比较苦。他们对我也没有任何期待，好像这不过是成长的一种方式而已，和其他的方式并无多大区别。

吴淞区少体校当时就设在区重点吴淞中学里，设施相当简陋。跑道是250米一圈的泥碴地（标准的是400米一圈，理想的状况是塑胶跑道，当年有这一条件的体校极少），一下雨跑道就成了泥浆。印象中有无数次我把自己甩了一身泥，我的腿在跑动往后撩时会把泥巴一路甩到后背乃至后脑勺上——这是我跑姿不正确不到位的一个表现。

最初的新鲜和兴奋很快就被训练的单调和辛苦所取代——我从一种单调进入到另一种单调。

体校班的学生下午只需上一节课，余下的时间便全是训练。刚开始，我的成绩提高得很快。但是几个月后就开始停滞不前。我的启蒙教练，姚指导（上海地区的叫法），当时住在长宁区，和吴淞区正好形成一个大对角——吴淞是“上支角”，长宁是“下支角”。每天他在路上单程就要花至少一个小时，所以他经常比别的队提前结束训练以便早点回家。这使他为了让大家尽早出成绩，采用了“速成法”，即一上来就练力量，“压杆铃”，以致于我们组的几个女孩子的大腿肌肉发达得都有点畸形（为此我自卑了很久）。这种靠力量上成绩的方法在刚开始很奏效，但也容易很快就进入停滞阶段。

但当时我并不懂这些道理。我是个听话的孩子，让练啥就练啥。我也确实努力地想跑得更快一些。但我在队里的成绩很落后，这让要强的我既自卑又着急。

一年后，姚指导却忽然不辞而别——他终于调去长宁区体校了。我们长跑组面临着解散的可能。正是暑假，我们过了一段无所事事又有些惶然的日子。我一会想解散算了，训练实在是苦，正好可以解脱；一会又想我的运动员生涯刚刚开始，怎么能就此放弃？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长跑教练来接收我们，区里最终决定，长跑组解散，愿意留下的分配到其他各组去，不愿意的可以离开。我思想斗争了半天决定留下。我被分配到了短跑组。

短跑组教练陈指导是一个非常严格也很严厉的人。虽然我当时很怕他，但事后想来我很幸运，因为和区里其他教练比起来，陈指导对运动员最负责也最认真。他后来向我解释，姚指导的训练方法不得当。姚指导让我们压完杆铃后没有即时做肌肉的舒展运动，如蹦跳，力量固然短时间内积聚起来了，但不可持续。而且这种训练方法也会压抑身高。我当时只有1米30出头，整整初中三年，我的身高也只长到1米49。

陈指导让我意识到跑步其实是需要理论知识和科学训练方法的，而不是只要耐力好，能吃苦，天天跑啊跑，就可以提高成绩的。他有详细的训练计划，比如周一练速度（3个60米，3个100米为一组，跑3组），周二练素质（就是用器械练各部位的肌肉），周三练耐力（两到三个3000米），周四速度耐力（400米、800米混搭两到三组），周五放松（运动量较轻，队员之间相互按摩以放松肌肉。我现在几近专业的按摩水平就是当年打下的底子），等等。训练计划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训练状况和比赛安排随时调整。陈指导虽然是短跑教练，但他对中长跑也很有一套方法，他让我知道速度（爆发力）对中长跑来说同样重要。

我的成绩稳步上升。终于在我14岁初二的时候，我代表区里去参加四年一次的上海市运动会（青少年组），获得了800米银牌，1500米铜牌。800米我跑了2分26秒，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这是我至今仍在炫耀的资本）。比赛的时候，陈指导在看台上，他后来跟我说，我跑在对手的外圈，当我们跑到看台对面的跑道时，他只能看到我的两双短腿在对手的两双长腿中间以更快的频率交叉，而我的身子则根本看不见——我比别的运动员足足矮一个头。

这次比赛成绩大大提升了我的信心。而就在那个夏天，我看到了美国女子短跑运动员格里菲斯·乔伊娜在汉城奥运会上娇健的跑姿和冲过终点时迷人的微笑。我忽然热爱起自己从事的这个事业来，有一次在训练中，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要当世界冠军。

但这个念头只停留了几秒钟就消失了，它再也没有回来过。一如我的成绩。14岁在上海市运动会上的比赛成绩成为我运动生涯的顶峰。从此我再也没有超越过自己。

说实在的，除了那一瞬间不知被什么激发出来的夺冠念头，大部分时间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的先天条件——身体素质和耐力不算差，但也绝对不优秀。我几乎没有想过将来要进一步往上走，比如进上海体工队或国家队。我只是应付着每天具体的训练，和属于我们这个级别的比赛日程表——至多到上海市一级的比赛。

我惟一参加过的一次全国比赛，是针对少体校的达标赛（由各省市选拔成绩良好的运动员参加）。那次比赛是在湖南衡阳举行的。我记忆深刻。我当时还是初一，个小得要命。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陌生而紧张。

所有运动员都要参加两轮比赛，每轮四个项目。中长跑组的四个项目是：400米、1500米、跳远和掷垒球。

我还记得每次400米抽签选跑道我都选到了第八道——最不好的一个跑道。然后两次我都跑了倒数第一名（业内话叫“刷跑道”）。我觉得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但腿就象灌了铅一样，怎么也用不上劲。冲过终点我就大哭。

我那次比赛的成绩乏善可陈，心情糟糕透了。不料回到上海后， 陈指导在全队面前夸我“坚强”，令我讶异。

那时——现在仍是，很多人认为， 农村的人能吃苦，而城里孩子吃不了苦，所以城里人练不过农村人（尤其在一些需要吃苦的项目上），城里的父母也不太愿意送孩子去体校吃苦。（不过，这一说法显然不全面。刘翔作为被认为最不能吃苦的上海人，就是一个反例。孙杨在获得1500米自由泳冠军后接受采访时说，在游泳这个过去由欧美运动员一统天下的项目上，中国运动员能拿金牌，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运动员比欧美运动员能吃苦。可见，能否吃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不知道我的“坚强”跟我六岁前在浙江中部山区农村长大有没有关系（当然，能吃苦只是一个条件而已，先天条件仍是最重要的）。但在那惟一一次全国比赛中，陈指导注意到浙江省的一个中长跑运动员跑得很轻松，成绩很好。当他了解了他们训练的情况后，在回来的路上，他对我说，他觉得我的运动量跟浙江队一比就小太多了，他准备回去后给我加量。

我当时听了倒吸一口凉气。我自认为是一个意志力比较坚强的人（虽然无法确证是否跟在农村长大有关），但在艰苦的训练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本能是逃避。

很难描述那种畏惧。有点象要拔牙前的那种感觉。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到训练的时间，我都希望能够拖延，害怕它的到来。作为一种训练手段，教练会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400米必须跑到多少秒，没跑到就罚跑一个，直到跑到为止。当然，我有多次罚跑的经历。但经常越跑越跑不到，越跑越罚得多，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让我犯怵。不过，罚跑有个度。最后实在跑不到也只能作罢。但心情会很抑郁。

那时在我看来，长跑简直就是最苦的一个体育项目。当然后来当我了解了其他运动项目对人身体的“摧残”后，我就不自怨自艾了。

但是，在每天日复一日，汗水夹杂着泪水，职业前途又很渺茫的训练中，我也不免质疑过自己如此付出的意义，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体验身体的极限和对意志力的考验？

事后想来，我很难说我们这群金字塔最底部的人是不是牺牲品，当然，越在底部，所能享受到的资源也就越少。但垫底的必然是大多数。能够成为尖子，进入市队、国家队，拿世界冠军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他们是有特殊天赋的一群人，同时也必然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事实上，我很庆幸自己后来没有走上职业运动的道路。严格说来，我的四年少体校生活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训练。虽然也练得很苦，但和省市一级的专业体工队比起来，训练的强度当差一个级别，更不用说和国家队比了。（我们至少每天还是要上半天的文化课，但专业运动员几乎全天以训练为主。）

到初三的时候，陈指导被调去上海市体育学校而必须离开我们。我说过他是一个很负责的人，他觉得对我们这些跟着他训练了多年的队员负有找好“后路”之责。他被允许带一个队员去市体育学校接着训练，他带走了照片中和我合影的那个女孩，她当时是队里成绩最好的一个。其余的人，他则试图一一想办法。

其实我的境况比我的队友要好的多——倒不是我的运动成绩比他们好多少，而是我的学习成绩。那时，现在或许仍是，还有另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意指只有学习成绩不好或不愿读书的孩子会去搞体育。当然，这是一种偏见。但在中国的体制下，这种说法并不离谱。

似乎为了应证那句俗语，我在体校的同班同学——他们来自不同的项目，田径、足球、篮球、击剑，等等，还有我完全不熟悉的垒球——学习成绩大多很差（但他们的智商完全不低）。而老师也没有很高的期待，似乎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果。进入初中体校班后，班里多了一名练围棋的同学，算是唯一的“脑力”运动员。果不其然，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仅次于——我。

由于我超强的记忆力和争强好胜的天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第一。感谢中国的教育制度，对于象我这样擅长于死记硬背的学生来说，简直如鱼得水。我记得初三的时候有一次政治考试我居然得了满分。老师说她实在找不出可扣分的地方，因为我把标准答案的标点符号都背得一个不差！（上大学后，我反省人生，对应试制度彻底地深恶痛决。）

所以即便运动生涯上不去，我仍有机会保送上区重点吴淞中学，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后路”。但是陈指导对我似乎并未“死心”，他觉得我努力一下，在职业竞技上或仍有得一拼。于是他去联络据说是在偏远郊区、专攻长跑和竞走的二少体（记忆有些模糊，不知名称是否准确），想让我去那继续训练。但是在去现场考察了一次后，陈指导打消了送我过去的念头，因为他发现那里的运动员被练得非常“机械”——他们用整齐划一的姿势（竞走运动员则用竞走姿势）走到食堂吃饭，吃饭的时候“面无表情”。他不想让我变成那样的运动员。

我松了一口气。我其实已经对继续从事职业体育没有了信心和兴趣。有一次我曾和队友去参观上海市体工队。我见到的两个女动动员喉结突出，嘴唇上长出发黑的胡子，说话声音很粗，显然服用了过量激素（我们也喝一种褐色的有点苦的营养冲剂，但幸好没变成她们那样）。这样的情景让我对曾经仰望之的体工队打上了一个大问号。难道这是我想过的一种生活？

我确实庆幸自己没有在这个具有强大吸附力的职业训练道路上继续。那些即使是进了市体工队的运动员，离国家队，离世界冠军，不知还有多远的距离。他们是这个金字塔更高一层的垫底，但或许也是更没有其他生活的一层，因为他们一旦进入这个正规的训练系统，他们的人生选择无疑变得非常有限，而上升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我最终如愿保送上了吴淞中学普通高中。我的另外两个队友，一个去了宝钢技校，一个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去了商场当营业员。陈指导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后我们偶尔聚会时他会说，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去了商场当营业员的队友。

我想自己终究是一个幸运的人。事后我常想这段短暂的运动员经历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使我的意志力变得更强、更能吃苦？还是拥有了可资挥霍的身体老本（现已透支）？我很难说清。训练时留下的一些伤病至今仍困扰着我。但竞技本身固有的刺激和对体能极限的挑战仍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站在起跑线上等待发枪时的紧张，那是对心理的一种考验。

我每每回忆起那段往事，出现在脑海里最多的是自己一个人在跑道上一圈一圈孤独地跑着。听着自己疾速的心跳声和粗重的喘息声，我的思绪漫无边际。我跟朋友说，我关于人生和哲学的许多思考就是在那孤独的长跑中进行的。

（文：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曹海丽）

« 上一篇下一篇 »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标签: 慢话人生  生活  选择  幸福  道理  工作  欲望  家庭  财富  经历  故事  生命  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