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可谓鼎鼎大名。成就他霸业的一个原因，是他任用了管仲做宰相。管仲劝说齐桓公，要多读圣贤之书，才能提高治国本领。桓公深以为然，他身体力行，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每每自我感觉长进不少。君王好学，对于大臣与子民而言是好事儿。齐桓公自己感觉也不错，没事儿的时候，就在案头摆上竹简一片一片地细细品味。然而，有一天，齐桓公的好学精神，居然被手下的一个粗人给大大嘲笑了一番。
话说有一天，桓公在堂上翻阅竹简，正读得津津有味，不想正在堂下干活的一个名叫轮扁的老木匠却看不下去了。老木匠放下手里的活儿，上堂来问桓公说：
“大王在读什么书啊，头也不抬一下？”
桓公说：“好书也，都是圣人之言。”
“那写书的圣人还活着么？”
“已不在人世。”
老木匠猛地甩出一句：“大王读这书，一点用都没有。”
桓公一下子就火了：“老子看书，你个下人木匠敢这样议论我？找死呀你！你老老实实说说你的道理。说得通，饶你不死；否则，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老木匠并不害怕，缓缓地说：“俺是个专做车轮的木匠，就拿做轮子的过程说说这个道理吧。比如说，做车轮的轴孔，这绝对是个技术活儿。轴孔大了，容易松动；小了，太涩，不好装。不松不紧，做出的车轮才能又结实，又好装。”
老木匠接着说：“这活儿我干了几十年了，可以说做工一流吧。别看我我干起活儿来得心应手，也知道这里头有道道儿，可我没有办法把其中的道理讲明白，并教给我儿子。结果呢，大王您看，我都七十了，还得自己动手做车轮子。”
老木匠看了桓公一眼，最后来了个总结：“古人也是这样。好的道理，好的技术，也是说不出来的，更别说写到书里的了？所以呀，那些好的道理，都随着古人进坟墓了。您说说，大王您看这些古书，能有什么用？”
一席话，说得桓公直翻白眼。
这是一则寓言故事，语出《庄子。天道第十三》最后一节。原文如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庄子在这里要表达的思想是，古人的好多好玩艺儿，因为既不能口言传授，也不能文字记录，结果都已经失传了。而且这些失传的，往往是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庄子在这篇寓言前面的文字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随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这个观点今天看还是很有些偏颇的。其实，就是在当时，庄子的这一思想也没有得到一致认同。不过，当年没有得到认同，不等于今天还没有知音，更不等于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事实上，庄子关于有些知识是不能够文字记录或者口言相传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弥足珍贵，非常正确的。
庄子的这一思想也许在今天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年庄子能想到这一层，还是很了不起的。与庄子差不多同时期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没有认识到这一层。在柏拉图对话《拉凯斯篇》里，关于如何认识勇敢，拉凯斯将军表示，自己对勇敢的性质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何，总是不能确切说出它的性质。苏格拉底评价说：“我们既然知道，那么也一定能够说出来”。换言之，知道的一定能说出来，如果说不出来，那说明并非真正知道。
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在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西方更形成了所谓“完全明确的知识理想”。这个完全明确的知识理想，简言之，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应是明确的、客观的、超然的、非个体的。很明显，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所有知识都是独立于个体的，没有什么知识是不能够口言相传或者文字记录的。
尽管庄子早就认识到有些知识是不能靠语言或者文字传给别人的，但他所才用的那种寓言式的传播思想的方式，大大影响了其光辉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在学术界打破所谓的“完全明确的知识理想”，并对这部分不能传授给别人的知识的特性进行系统分析的，是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裔的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跟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作者）由物理学转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波兰尼也是由理转文的。他本是一个不错的化学家，发表过超过２００篇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后来兴趣慢慢转向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科学哲学领域影响深远，成为一代大师。他的代表作是１９５８年发表的《个体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一书。
波兰尼肯定了所谓的不能够文字记录或者口言相传的知识的存在，并把这部分知识命名为“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与之相对的那些能够说出来或者记录下来的知识，则被他称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波兰尼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言说的，那部分我们虽然知道但说不清楚的知识，就是隐性知识。
因此，我们可以说，隐性知识，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虽然拥有，并经常使用，却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清晰表达出来并直接传递给别人的知识。比如，我们几乎不能只读菜谱，就成为烹饪大师，而是需要师傅领进门后，自己慢慢修行，其中的know－how（比如火候的掌握等）恐怕连师傅也不能完全讲明白，而需要自己慢慢体会。再比如，我们学开车，遇到拐弯的时候，对车子速度和拐弯角度关系的把握，也不是通过别人三言两语或者通过读一遍驾驶手册就能掌握好的，而是要多练多试才行。棒球队里的掷球手，未必懂得掷球的力学原理以及如何计算棒球的运动轨迹，就算懂得，他也未必是个好队员，能让他成为好队员的，是那些难以言传的、需要个人通过实践慢慢积累的知识。庄子还写过庖丁解牛的寓言，北宋欧阳修写过卖油翁的故事，二者均强调了隐性知识的意义。
隐性知识的积累靠的是各种智力的技能，如理解能力、鉴别能力、判断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等等。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而言，尤其是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认识到隐形知识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充分体现“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意义，才能领会在科研和技术开发过程中“人”的决定作用，从而更加尊重人才，尊重将才，尊重帅才；才能明白在科学实验过程中，同科学知识一样，样品的制备、实验系统的搭建等技能也是需要慢慢积累的。此外，认识到隐性知识的存在，还有助于我们对待在科技项目上的暂时失败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至少是部分因为隐形知识的缘故，无论在科学实验上，还是开发新技术的时候，“试错法”（trial and error）才有了大行其道的理论依据。
庄子是借助齐桓公和老木匠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其实，他的祖师爷老子在写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时候，就已经隐含了同样的真知灼见了。老庄二人在天上，一定就此舌战过苏格拉底不知多少次。至于胜负，可能是等到波兰尼升天才见分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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