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组织化回归商业本质 网络时代管理学

作者: 慢一点　发布: 2015-3-1　分类: 未分类　阅读: 次　查看评论

　　只有中国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企业家主权时代。就像成功投资了小米科技的晨兴资本合伙人刘芹所说的，“你去问很多年轻人，最好的工作在90年代是加入跨国公司，今天最好的工作是创业。”这是一种社会思潮，越来越多的金头脑在加入企业家的行列，而他们所进行的管理实践，构成“种群”最丰富最充满活力的管理实践，正成为产生重大理论创新的真正“富矿”。

　　西方学者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目光观察着中国。诺奖得主、《大繁荣》作者，埃德蒙·菲尔普斯在为《阿里巴巴模式》所写的序言中谈到：大繁荣不能仅仅视作自然科学新发现或者政府政策与机制新变化的结果，“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态度或者说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了企业家活力的释放，进而转化为生产活动与生产方式方面的创新”。他谈到，电子商务激活了一代中国人当企业家的勇气，这对一个千百年来信仰“学而优则仕”价值观的传统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中国。

　　可以说，经过20年的发展，电子商务经历了从“工具”（点）、“渠道”（线）、“基础设施”（面）到“经济体”（体）这四个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发展阶段。随着BAT的壮大，互联网时代的水和电等基础设施已经逐渐准备好了，继而催生和涌现出新的商业生态和新的商业景观，进一步影响和加速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正在发展出一种新的一体化结构，一种“互联网经济体”。

　　进入2015年，我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感受：实践再次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现在就发生在互联网时代、就发生在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越来越无法从既有理论中获得解释。

　　管理学的前两次大发展是在战争期间的美国、石油危机后的日本，极有可能，管理学的第三次春天已经悄然而至，就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管理学领域开始出现了新的理念、新的趋势、新的方法。这一次，只有中国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的调研观察与感悟：

　　关于组织原则的变化

　　只有很少几代人能够有幸经历“时代的变换”，我们所处的商业环境从稳态经济、工业时代，切换到动态经济、互联网时代。许多逻辑要暂时倒过来，在工业时代，更多的是“战略版图决定组织版图，组织版图决定人才版图”，但现在则更需要“愿景驱动人才，人才驱动战略”。

　　2014年，许多企业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同样的办法。海尔提出了“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人人都是CEO”，万科启动了“事业合伙人”改造，所谓“经理人时代已死，合伙人时代诞生”。

　　在新时代面前，许多概念来得并不准确，不是“去组织化”，而是“再组织化”。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分必有合。如果你想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放而不乱，那就要想办法建成一个守望相助、慰藉心灵的人情原乡。

　　说“失控”其实并不准确。更恰当的提法或许是“混序”。凯文·凯利后来也修正了自己的说法：“失控虽是事物起始的最佳模式，但无法仅依靠去中心化的失控模式获得完美的工作结果，最终人们希望添加领导力和控制的元素——所以我调整原先的说法，做新的补充说明，我把它称之为“混合控制”（co-control）。

　　但我更欣赏，VISA创始人迪伊·霍克的提法，混序（chaord），在混乱（chaos）与秩序（order）之间，这是更接近于自然的状态，就像硬币的正反面，当你以为它混乱的时候，其实有序；有序的时候，其实混乱。

　　其实无论是K.K，还是 Dee Hock，都深受复杂性科学的影响，深受圣塔菲研究院的影响。霍克认为，变化无常，组织有常，无论到什么时候，人们都要结成社区（community），就像千百年来一样。他非常推崇人类学家贝特森的观点：今天的所有问题都源于我们如何思考与大自然如何运作之间的差距。霍克认为，要去除心中以错误的隐喻为根据的关于组织的理解，而回到天良的状态。

　　关于国别特性的识别

　　如果我们要提“管理学的第三次春天”，那就要看看前两次发生了什么，尤其第二次。事实上，当时美国和日本学者都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些产业上，日本冲击到了美国，而另一些却没有？

　　克拉克和藤本等学者发现，美国更擅长模块型产品（组合型产品，标准件与接口，如电脑工业）、日本更擅长磨合型产品（整体型产品，如轿车、精密家电）。即不同的产品类型，恰好释放了该民族在这方面的特殊优势。产品背后是社会特质的一种投射。

　　模块型产品，刚好发挥了美国人在机械理性、资本市场方面的优势；而磨合型产品，则发挥了日德两国在集体一致性、整体协作性方面的优势（长期雇佣、年功序列、集体人格、多能工，多跟历史、社会因素相关）。

　　包政教授有一个观点富有洞见：西方人的思维擅长于分析，先把完整的事情进行分解，分到最小，然后标准化、优化，最后把各个要素组合起来，并且可重复复制，所谓“整分合原理”。东方人擅长于综合，把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撮合，经过无数重复的糅合和化解，使各个部分都离不开整体。这原本没什么问题，然而，当西方人依靠自己擅长的思维方式，构建起有效的大量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基础时，全球竞争的格局就变得有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东方，东方文明似乎由此陷入了困境。
　　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会。西方人很早就发现，中国人擅长“模仿性创新”（描红），而这一次，他们又意识到，这个民族极其热爱“整合式创新”（色香味俱全、复合味），互联网充分释放了13亿人民国家的人口红利，而他们还尤其痴迷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撮合起来，联系起来，互联互通。

　　从管理倾向性而言，美国式管理强调“个人主义”，日本式管理强调“集体主义”，但中国人很早就通过“龙与虫的比喻”意识到了自己跟日本国民性的不同。你也很难相信，一个从小就被教育长大要“出人头地”，一个过春节时逢人就说“恭喜发财”的民族愿意长期固守稳定。

　　而你会发现，现在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兼顾个人与集体，既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又想找到集体归属感，被我称为“人人主义的共同体”。所谓“平台型战略”、“生态型组织”都有此特征。或许只有我们这种生来就相信“太极鱼”、阴阳调和的民族，更容易兼顾悖论。不是蜜蜂&蜂群，而是聪明个人&智慧集体。

　　既要顺势而为，又要回归本质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互联网时代的管理，或许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因为100多年来，无数拥有一流头脑的管理者和学者，总在不断探索管理中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经营环境、管理环境，已不同以往。传统企业面临过的一些管理难题，对网商已经消失不见。

　　我非常欣赏书玲老师的一个观点，“问题是简单的，但是影响问题的环境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管理是具体的，企业中业务性质的不同导致了管理属性的差异。人力资源管理的性质，是由行业属性、企业属性、职类属性和群体特征等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反过来说，每一种管理工具的适用性都是有边界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犯明茨伯格所说过的那个错误：对于一个手拿锤子的孩子来说，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像是钉子。

　　互联网（尤其电商）领域的创业创新创富，在度过最初的兴奋期之后，已逐渐进入实质阶段，整个行业重新回归理性，人们越来越能够理解：重要的不是互联网，而是通过互联网进一步回归商业的本质，最终留下来的终将是那些更懂这门生意的本质的企业，而非更懂互联网的企业。从“轻灵宝剑”回归到“玄铁重剑”，现在是各补各的短板的角力阶段。

　　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回首2014，似乎很少有哪一年会像2014年这样，充斥着如此多崭新、激越的概念，却依然无法指明一个清晰、未来的方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制造一个概念太容易了，表达一个观点太容易了。但“事实”到底是什么？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在这个时代，“研究”是何其珍贵的品质。

　　毕竟，管理学院不是新闻学院，不是企业家的传声筒、扩音器，现象学不是管理学。就像陈春花老师所说的，管理不是一门时尚，不能时尚化。否则只能给本已复杂的世界增添更多的混乱。在信息混杂，甚至沉渣泛起的当下，我们似乎更应该重温胡适先生当年的劝诫——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怎样做才可能发现新的理论？深圳大学的韩巍老师跟我说过一个观点，我想跟各位同仁分享：面对企业实践，面对企业家的发言，先证否，后证明。否则你只能重复别人的话，得不到任何真知灼见。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大胆假设”；面向历史，我们更需“小心求证”。

　　对于新的管理命题，我们需要通过综合的、历史的、进化的、比较的学习和反思，进行整体性、本质性、动态性的思考。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这背后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答案在现场。

　　吹响管理学第三次春天的号角

　　管理学的第一次春天，是由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推动的，著名的科学管理运动正是由该协会发起的，弗雷德里克·泰勒后来担任过协会主席。

　　管理学的第二次春天，在真正意义上，是由一群日本学者所共同推动的，如今井贤一、伊丹敬之、加护野忠男、竹内弘高、石井淳蔵、藤本隆宏等，他们中名声最大的可能是野中郁次郎。

　　也就是说，管理学的每一次春天都是先由一个群体所发起的？

　　来源：丛龙峰博士演讲摘要　和君咨询公司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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